袁州这一称谓，始于隋朝开皇十一年（591）设置袁州，以宜春（时称宜阳）县城为州治。大业三年（607），宜春县署迁出州城，“移于州之东七里”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知县胡安老又将县署“徙于城内之善政坊”，此后一直维持州（府）县同城的格局，故而袁州城亦称宜春城。本文所称袁州城，即今宜春市中心城区南部的老市区，具体而言就是旧时袁州城池及各城门大路向城外部分延伸的街巷，文中依相应时期的政区设置情况，分别称作县城、郡城、州城或府城。

袁州城曾以坚固雄伟而闻名于江右，素有“铜袁铁赣”之誉。城池营建，百工兼作，其起于抔土片石，一砖半瓦，历尽沧桑，兴衰几度。先辈们筚路蓝缕，开创事业，荫佑后代，厥功至伟。穿越两千余年的历史烟云，本文摭取数端，即其逸闻，别以朝代，概而记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

说起袁州城的历史，人们往往会把宜春县的建置年代——西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201）作为开端，至今有2200多年历史。事实上，宜春城的筑城年代，历史上未见确实的文字记载。明代正德版《袁州府志 f 城池》载：“（汉高祖）六年，令天下郡邑皆筑城。袁之有城，或始诸此。”其中包涵的逻辑是：既然皇帝下令天下郡县都要筑城，宜春县城的修筑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。

最初的宜春县城为夯土版筑的土城，以山丘为依托、以秀江为津要布局城池，不过其具体位置、广袤几何，史乘均未见记载。县城的创建者，相传为平江南、定豫章的西汉大将军、颍阴侯灌婴。不过据后世学者考证，西汉初大将军灌婴的踪迹未尝履及江南，遑论砥定豫章之功，因而所谓宜春筑城之举自然也就无从着落了。又有学者论证，平定江南的那位将军不是灌婴，而是陈婴！一字之差，谬误千古。或许是秉性执着的宜春老百姓们坚信，只有灌婴这样有百战之功的开国元勋，才有资格担承起筑城治理、保境安民的大任。千百年来，宜春城州、县两座城隍庙均祀奉灌婴为神主，这与天下城隍多以土地神充任的情况大相径庭。

两汉之际，宜春城的坐落、广袤等情况仍旧不见记载。现代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曾对古代袁州城池进行过考察，其著作《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》中有这样的记述：“汉至唐初的宜春城，位于后世城的东半部分，可说相当于后来的东城部分。……城内南半部分是包括风景区的小丘陵，有名宦记功碑，官厅和民居、寺观等集中的居住区在城北半部江岸的低地，城内有被称为棋盘街的棋盘格状划分的整整齐齐的街道。”

实际上，宜春城营建的最早记载，与一位封侯食邑于此的汉室贵胄有关。

元光六年（前129），长沙定王刘发的第三位王子刘成被封为宜春侯，割宜春县作为封国，称宜春侯国。刘成享国十七年间，古籍中除了其营造宜春台、凤凰台、仙女台、梳妆台、得月台等所谓“宜春五台”之外，别无政绩记载。

刘成所筑“五台”中，“最胜者宜春台”，“植桃李以万计”。作为城中制高点，“周览川原，下瞰人烟，四时佳景罗列目前”，历代登临揽胜、吟赏挥毫者指不胜数。

刘成的父亲刘发，是汉景帝刘启第六子。因为生母地位低微，刘发被分封至卑湿遥远的“南蛮之地”长沙为王，长年不得回京城长安省亲。由于思念母亲、记挂自己的出生地长安，刘发每年都要派人将封国所产最好的大米运往长安，供母亲享用。再从长安运土回长沙，选择城东高地筑台，方便登台遥望长安方向，以慰思母思乡之情。后来，长沙人感念其孝心，名之为“望母台”。刘发死后追谥为长沙定王，故又名“定王台”。

宜春侯刘成是刘发的第三子，远离父母，分封至宜春为侯。或许刘成也有乃父一样的情怀，那么刘成筑“五台”之举，就不仅仅是耽于享乐这么简单了。筑台以登高，远目以思亲，以致死后也要葬于宜春台之侧。于是，后世宜春士民才会有缅怀他的理由。北宋咸平年间，宜春台下立有宜春侯祠，“居民岁时祭享”，后有城中居民赵敏中出资重修。斗换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如今“五台”中“宜春台”硕果仅存，成了宜春城历史最悠久的风景名胜。

曾几何时，王子刘成的陵墓、享祠踪迹泯没。至今，与宜春台相隔不远处，仍有一条王子巷，巷中原有一座王子庙。或许，这里便是当年王子刘成的府邸遗址，其中一隅后来改为王子庙。光阴荏苒，王子庙里的香火不知何时断灭消散，成为寻常百姓居家生活的屋舍。

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