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西晋太康元年（280），为避武帝司马炎的祖母张春华（也即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军司马懿的正妻）的名讳，宜春县更名宜阳县。此后三百多年间宜阳城池的变迁，史乘未见记载。
隋初，宜春发生了数起载入地方史乘的重要事件：开皇十一年（591），以宜阳县城为治所，设立袁州，统辖宜阳、萍乡二县，境内首次成立州郡级别的行政管理机构；开皇十八年（598），宜阳县复名宜春县，又析县域东境之地复设新渝县，均隶属袁州。
大业三年（607），或许是虑及州县两级官署蜗居猬集于城区，带来诸多不便的缘故，当局决定将宜春县署迁出州治，“移于州之东七里”，约今湛郎桥一带，州县不同城，原先的宜春县城完全变成了袁州州城。至于州署是否也鸠占鹊巢，以原宜春县署作为治所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袁州城垣修建年代的最早记载，是在唐朝初期。据旧志记载：隋末唐初，群豪并起，江西豪强林士弘、萧铣鏖战豫章，袁州城迭次易手，致使城垣残损。
唐继隋祚，天下一统。武德四年（612）九月，安抚使李大亮修建袁州城，在州城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开凿城壕，宽七丈，北面以秀江为壕；筑城高二丈，周回四百八十四步。城墙外甓内土，城上建露屋，皆覆以瓦。显而易见，李大亮修建的这座袁州城规模很小，城墙“周回四百八十四步”，按古时候三百步一里计算，也就是一里半多一点罢了（差不多是现代一个标准运动场的规模），大概圈住一座州衙及附属建筑之外，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。
城池虽小，但主持修建者却是名声赫赫：李大亮(586～644)，陕西泾阳人，唐朝开国功臣。太宗朝以战功晋封武阳县公，官拜右卫大将军。唐太宗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，诏令李大亮兼任太子右卫派率、工部尚书，负责守卫太宗和太子寝宫。死后，又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。李大亮一生功业多成就于疆场，唐初曾奉命出兵荆襄一带平定地方豪强，攻取城池十余座。而李大亮治理袁州城，正好就在这个时候。
唐长寿二年（693），袁州刺史魏元表迁州治出城东北二百步，其具体位置坐落何处，失考。可以想见，时光流转，岁月承平，狭小逼仄的袁州城，已难以适应士民工商的生齿繁衍和市井闾巷的昌隆兴盛，州城的增容扩展势在必然。其时，一位贬官宜春的世家子弟适逢其会，为袁州古城的营建描绘出隽永浓重的一笔，此人便是后来“安史之乱”之后中兴唐室的名臣——房琯。
房琯（697～763），字次律，洛阳偃师人，系唐朝宰相、正谏大夫房融之子。房琯博学多闻，善诗文，擅琴韵，尤其对宫室建筑设计、园林技艺雅有巧思。天宝五载（746），房琯升任给事中，赐爵漳南县男。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贵妃，改温泉宫为华清宫，在其周围建造百司廨舍，以为游观享乐之所。这一宏大修建工程的主持实施者，就是才华洋溢的房琯。不久，以“口蜜腹剑”著称的宰相李林甫构陷韦坚、皇甫惟明“谋规立太子”，牵连另一位当朝宰相（左相）李适之。不得已，李适之请辞宰相之职以避祸，被贬为宜春郡太守。岂料到宜春履任刚刚三天，李适之就被迫自杀于官邸。同年，房琯亦受此案牵连，贬任宜春郡太守。
或许为了排遣官场残酷倾轧的苦厄烦闷情绪，抑或仍未从先前营建华清宫及百司廨舍的角色中走出来的缘故，下车伊始，房琯就对他所谪守的这座城池进行了一番勘察。当时的宜春郡城坐落在后世（指明、清时期）府城的东城部分，官厅、民居主要集中在城池北部的低地上，有着被称为“棋盘街”的整齐街巷。由于濒临秀江，地势低洼，时常遭受洪涝袭扰。为彻底改变郡城“城基卑湿”的不利环境，房琯规划了一个宏大的营建方案，预备迁移郡治过江，在秀江以北、袁山以南择址“建筑城垒”，打造一座全新的郡城。方案呈报上官，江南西道观察使（廉使）“虑其勤民”，不允。房琯心有不甘，乃以旧有城池为依托，“遂展故城西南二百余步，去卑湿而就爽垲”，以期将城市的重心逐步向郡城西部、南部干爽的台地转移。此举拉开了拓展新城区的序幕，也奠定了后来袁州城营建的基本格局。
应该指出的是，房琯对于袁州城的开创之功不仅限于拓展州城，创新郡治，其他如建文庙，创学宫，招致生徒就学其中，开宜春官办教育之先声；修建济川桥，首建沟通秀江南北交通的桥梁。任内颇多惠政，以至离任多年后“袁人不胜其怀”。房琯是唐代著名政治家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，随唐玄宗入蜀，相玄宗、肃宗二朝，有所谓“中兴名相”之誉。
元和初年，王涯贬任袁州刺史。“莫以宜春远，江山多胜游”这一现今宜春人耳熟能详的金句，就出自其好友韩愈的送别诗。任内，王涯顺应袁州民众缅怀房琯的愿望，立有一道“房公德铭碑”，该碑由李华撰铭，柳宗元书阴，两人皆为当时名闻朝野的文坛巨匠。后来，袁州士民将房琯崇祀于名宦祠。
乾元元年（758），郑审任袁州刺史。任内注重教化，将房琯所建文庙（夫子庙）兼学宫由州城北门外迁建至州治西四十步，扩大其规模。又在州城外西郊开凿西池（后世称为西湖），“上有故城潭、木瓜岛、蔷薇洲、杨柳堤、青田坛、石桥、湾钓矶”，为州民游息之区。西池游览区的建设，可以看作袁州城市向西扩展成果的注脚。郑审，郑州荥阳（今河南荥阳）人，弱冠即登进士第，历官歙州司马、袁州刺史。兼善诗画，与杜甫交厚。他在宜春任职时，为宜春著名隐士彭构云撰写过墓志铭。
元和四年（809），李将顺由员外郎迁袁州刺史。当时，江西各地民居房舍的建造普遍以竹木材质为主，极易引发火灾。州县所在的城市人烟密集，又因高耸坚固城墙的环抱，与城外隔绝，一旦城中突发火灾，往往扑救不及而延烧连片，居民亦难以疏散逃生。如果城中再缺水或汲水不便，所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更加难以想象。彼时的袁州城，便是这样一座时刻面临火灾威胁的城市。由于火灾频发，袁州居民不堪其苦。
李将顺下车伊始，考察舆情，决心消除州城火患。亲自出城勘察水源，确定引水路线。然后组织民众在州城西南清沥江（今温汤河）拦河筑陂，引水入城。还将郑审开凿的西池改建为调节渠水的分水湖，命名为益州塘，“中留二岛曰卧龙，作亭其上曰仁智，曰义政”。水渠建成后，居民大得惠利，为感戴李将顺的德政，便称之为“李渠”。
唐代的李渠全长约二十里，自源头“凿渠引水，溉田二万”，逶迤十里后流入州城，“缭绕闾巷，其深阔使可通舟”。再向东穿城而出，流经当时宜春县治附近的赤板桥（又称落驴桥，即今湛郎桥），最后注入石潭，汇流袁河。
李渠不仅具备防火功能，还兼有灌溉、汲引、排水、行舟等多种功能，改善了州城居民的居住环境，便利了民众的生产、生活，也影响了后世袁州城的营建格局与设施。自李渠建成后，千百年间历经十余次大的疏浚修缮，惠泽千年，功德无量。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后一次修浚，仍可资利用。
李将顺，生卒不详，赵郡（今河北赵县）人。其父李规做过寿州刺史，李将顺系其长子。元和四年，李将顺由员外郎迁袁州刺史。约在元和七至八年（812～813）间，移任虔州（今赣州）刺史。据《册府元龟》（卷七百）记载：“元和九年，坐以官钱贸易以求利，且擅兴工役，贬循州司户参军。”上奏章弹劾李将顺的是江西观察使裴堪。在裴堪的眼里，开凿李渠是“擅兴工役”、“掊敛扰人”的罪证。不过，宜春人民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评判，认为李将顺体察民瘼、造福千秋的好官，将他入祀名宦祠。
咸通年间，在与袁州城隔江相望的北岸，赫然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壮的庄园，俨然一座城堡，它的主人便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位文科状元卢肇。旧志据宋代宜春县人罗诱《宜春传信录》记载称：“卢宅自宅东下，缭绕四五里遥，垣墉坚固，皆呼为‘卢城’。上通一门，出芦洲，为讲学之所。”咸通七年（866），正在歙州刺史任上的卢肇，突然被罢官回袁州居住。这一年，原本来是他仕途上最为通达顺畅的时候，由于任内勤政爱民，深得歙州民众爱戴，朝廷赐以金紫，以示表彰。为报答皇帝的恩宠，卢肇将其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《海潮赋》进献于朝廷，颇得懿宗皇帝推崇，称“卢肇文学优赡，时辈所推。穷测海潮，出于独见”，认为其赋“足称一家之言，以祛千载之惑，其赋宜宣付史馆”。
就在进《海潮赋》数月后，风云突变，卢肇被罢官，闲居袁州。卢肇究竟因何罢官，不得而知。归乡后，卢肇“以俸钱易负郭二顷”，修建起被时人称作“卢城”的大庄园。又在州城东郊震山以西、游溪之南购得一片枫林，作为“罗鸟罝兔、挟弹走马”的场所。卢肇曾与袁州刺史高厚游弋林中，高厚应卢肇所请，将其命名为“卢氏弋林”，以呼应东面的“彭氏钓渚”，并“戒吏以丹书贻卢氏，使西畴之人世世掌之”，令“郡人无得渔樵”。卢肇将“卢氏弋林”所在山冈“呼冈”改作“震山”，并在岩壁上刊刻《震山岩记》载其事。曾几何时，“卢城”湮没殆尽，旧址称为“官园”。卢肇旧宅亦改为宜春县学，其中大成殿今存，至今已获重建，为城中文化景观。
乾宁二年（895），袁州刺史揭镇主持修建袁州城，筑罗城一千五百余丈，并增筑外城，浚治城壕。所谓罗城与子城，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称：“罗城，外大城也。子城，内小城也。”罗城是包围子城的外城，是真正具有防御意义的城墙，而子城作为内城，一般为官衙所在地，也称衙城。主持修城的揭刺史，本名文徽，字镇，以字行。其修城的目的，是防御由北方汹涌南下的黄巢起义军。揭镇因抵御黄巢有功，封护国将军、左仆射。又以讨伐上官逢之功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，检校工部尚书、持节袁州刺史诸军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。揭镇后来定居袁州，为宜春揭氏始祖。
唐天祐三年（906），彭彦章任袁州刺史。为加强州城的防御能力，彭彦章拓展东南面城池，与旧城相通，又在城上建串房一千二百七十二间。所谓串房，即覆盖于城堞之上房屋，连绵成串，故名。江南地区多雨，城墙多以生土版筑而成，长年被雨水浇淋，容易冲蚀剥落，以致倾塌。为保障城池的持久坚固，南方各地的城池多采用城上覆屋的形制，方便将雨水导入城下。上述记载所透露出的信息表明，彼时袁州城已“与旧城相通”，城池完固连为一体。
彭彦章修建州城，是为了抵御吴国军队对江西的进攻。彭彦章，字巨文，庐陵（今吉安）人。祖籍宜春县，系著名隐士彭构云六世孙。晚唐时期，藩镇割据，天下板荡。其时，南平王钟传（今上高人）拥兵自雄，据有江西。彭彦章的叔父彭玕早年聚众抗御黄巢，占据吉州，奏封吉州刺史，与钟传、危全讽、卢光稠、谭全播等人并称“江右豪杰”，众人均受钟传节制，共同统治江西二十余年。
天祐三年（906），钟传去世，诸子争立，结果长子钟匡时得以继任镇南军节度使、南平王大位。钟传的养子、时任江州刺史的钟延规恨不得立，遣使以江州（今九江）投降吴国。吴军乘机发兵攻破饶州（治在今鄱阳）及首府洪州（今南昌），掳钟匡时以下五千人北归。
天祐六年（909），危全讽（钟匡时岳父）自称镇南军节度使，召集旧盟抚、信、袁、吉四州刺史，组成联军一致抗吴，又请求盘踞湖南的楚国国王马殷派兵援助。联军号称十万，大举反攻吴军占据的洪州。危全讽率联军主力进攻洪州城，与吴军大将、招讨使周本隔江对峙于象牙潭（在今丰城市同田乡与新建县流湖乡交界处，锦江亦在附近汇入赣江。因江流经此弯曲成潭，状似象牙，故名），彭彦章则会合楚军指挥使苑玫围攻吴军据守的高安城。
战事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，统帅数万大军、连营数十里的危全讽，居然被只有区区七千之众的周本击溃，危全讽以下五千人被生擒。另一位吴军将领米志诚，亦于上高击溃楚将苑玫与彭彦章的联军，彭彦章败回袁州。周本乘胜进攻袁州，刚刚修建完固的袁州城无法阻挡吴军胜利前进的步伐，彭彦章兵败被俘。不久，江西全境尽归吴国。时局背逆，大势所趋。虽有重兵、天险、坚城之利，诚不足恃！
